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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世界銀行中國、蒙古和韓國局局長芮澤在接受中國網記者書面專訪時，分享了他對中國扶貧做法、經驗和啟示的看法，并對脫貧后的五年過渡期、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等進行了點評。 

2020年11月，芮澤（右三）視察世行廣西壯族自治區合作扶貧項目成果。（世界銀行供圖）

中國網：盡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仍然如期消除了絕對貧困。您如何評價中國在減貧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中國的減貧經驗對于其他國家實現減貧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哪些參考？

芮澤：中國的減貧經驗是在40多年的實踐過程中形成的。中國經歷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從一個以農業為主導的低收入國家，不斷推動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邁向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幫助億萬中國人獲得了更好的就業機會，擺脫了貧困。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于一些有利的初始條件，包括受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口，較高的國內儲蓄率，以及海外華人華僑所起的作用。改革開放政策將這些優勢激活，推動中國進入持續的高速增長時期。中國在減貧中總結出的政策啟示主要包括：完善的宏觀經濟管理、外向型經濟、對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的公共投資、符合自身比較優勢和鼓勵競爭的結構性政策，這與東亞及其他地區國家在高增長階段的政策選擇是一致的。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在《增長報告：可持續增長和包容性發展的戰略》中，對中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經濟增長進行了研究，很好地總結了上述啟示。

當中國達到中高收入水平、極端貧困率降到10%以下，粗放式的、以地區為重點的扶貧開發政策不再適合實現全面脫貧的目標。因此，中國政府采取了更精準的扶貧政策，幫扶在第一階段經濟增長中掉隊的貧困戶，要求因人施策。中國減貧的第一個啟示是，將精準幫扶建立在充分實證的基礎上。中國在精準扶貧工作的初期，對貧困戶進行了一個全面調查，以此為依據制定了符合實際的目標，將資源瞄準影響力最大的領域，并進行持續的監測評估。第二個啟示是動員了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實際上，企業和金融機構調動的資源遠超中央和地方財政提供的預算資源。協調社會各方面力量是一項重大成就，這也得益于中國強大的動員和管理能力。政府在扶貧工作中的大量投入，包括向貧困地區派遣成千上萬名駐村干部，這是中國扶貧的重要特點，推動了中國減貧的成功。我們目前正在與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合作，提煉中國扶貧的經驗啟示，很快就會發布更詳盡的調研評估報告。

不過，盡管中國政府利用數據精準識別貧困戶和實施精準扶貧，但卻沒有把這些數據提供給廣大研究人員。因此，對于政府各項政策的效率缺少充分的定量評估，給其他國家學習借鑒中國經驗增加了難度。中國政府可以考慮向社會公開這些數據和實證，以便于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學習借鑒中國的扶貧經驗。

2020年11月，芮澤（右一）視察世行廣西壯族自治區合作扶貧項目成果。（世界銀行供圖）

中國網： 中國如期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后，對擺脫貧困的縣，從脫貧之日起設立5年過渡期，過渡期內保持現有主要幫扶政策總體穩定，您怎樣看待這一過渡期？

芮澤：在現代經濟中，貧困往往是一種動態現象。換句話說，家庭會因為失業、快速經濟結構調整、自然災害、個人健康問題或其他災害而陷入貧困或返貧。因此，持續監測最近脫貧的貧困戶，并隨時準備提供必要的額外支持，是適當的做法。但是，關于現代經濟中貧困的動態性質的論點，不僅適用于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在疫情期間有大量人口受到經濟沖擊，不得不動用儲蓄來維持日常開支，但精準扶貧政策并沒有完全覆蓋這些潛在弱勢家庭。在“十四五”規劃下設立的過渡期是一個機會，可以擴大政府幫扶范圍，整合精準扶貧政策與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救助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險機制，例如失業保險），全面覆蓋城鄉地區的弱勢家庭。我們希望中國政府利用這個五年過渡期，計劃并著手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不僅對解決弱勢群體問題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助于推動中國經濟向服務和創新驅動型增長模式轉變。

中國網：中國仍然存在相對貧困問題，鄉村振興和實現城鄉平衡發展非常關鍵。您認為，這方面中國存在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應該如何將資源轉向鄉村振興？世行在此方面與中國有什么樣的合作項目和計劃？

芮澤：中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收入差距仍然很大。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可以通過向農村地區投入更多資源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也可以通過農村居民向城市遷移的方式，這樣做可以提高遷移人口和留守人口的收入，因為隨著農村人口減少，就需要提高農村勞動生產力，阻力也會減少。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中國在提高城鎮化率方面仍有潛力，允許人口遷移到有高附加值職業的地方，有助于顯著提高中國的總體生產率。但這并不意味著改善農村地區經濟和社會條件的具體政策無關緊要。在這些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對公共服務的投資，尤其是縮小醫療和教育服務質量差距方面的投資。這種投資將幫助那些無法移居到城市的農村家庭的兒童享有與城市兒童同等的機會，幫助降低農村老年人口的健康風險，防止因病返貧。第二，安全飲水、環境衛生和住房等其他服務也很重要，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第三，探索提高農業和涉農產業的生產率和環境可持續性的途徑。中國的農業生產結構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碎片化的，通過加大化肥和農藥用量來提高產量的做法已出現收益遞減的現象。提高農業生產率，可以通過整合土地，引進資本密集型生產技術，在農產品價值鏈各環節加強質量控制。

在通過轉型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同時，也可以采取更具環境可持續性的農業實踐。中國國內消費者對安全和高質量食品的需求越來越大，使得這樣做在商業上也具有吸引力。因此，中國的鄉村振興政策與中國的環境和氣候目標存在內在的聯系。這也是世界銀行支持中國鄉村振興工作的重點。我們認為，這是在一個政策體系中統籌兼顧優質服務機會均等、農業生產率提升和環境可持續性增強的機會。我們已經有一些進行中的項目在推動重要的改革。例如，在廣西，世行幫助地方政府整合各類扶貧資金，提高精準幫扶的靈活度，這種做法已在全國推廣。同樣，世行正在與湖南省合作，將基于績效的財政轉移納入鄉村振興計劃的各個方面，提高政府的支出效率，強化問責。我們計劃在未來的項目中繼續支持這些改革，與此同時重點幫助中國推進綠色鄉村振興。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農村基礎設施出現投資過剩的現象，對一些受到高額補貼吸引的產業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也是一個問號。在過去10年，資源流入在縮小城鄉差距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農村地區和西部省份投資回報率快速下降。在過去，中國充裕的國內儲蓄和良好的財政狀況能夠承受得起這種財政轉移支付。在未來，中國政策制定者應該認真考慮，如果把這些錢用來改善農村社會保障、醫療或教育服務，是否會帶來更好的效益。（記者 焦夢、徐林、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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